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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華:希望的田野還是鄉愁之地

時間:2018-01-28 22:05:58 作者:郭于華來源:愛思想 訪問專欄


  

  李潔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研究專著《生存邏輯與治理邏輯》就要出版了。在當今時代農村社會的困境與其社會關注程度不成比例的情境下,這樣一部著作或許不會成為吸引目光的暢銷書,但卻一定是重要和值得人們思考的學術成果。

  中國社會正處于大轉型時期,而當代社會轉型是從農村開始的,或者可以說農村改革是整個中國改革的發祥之地。李潔博士的研究以轉型社會學的視角,運用口述歷史方法,通過與農村改革親歷者們的互動、以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獲得第一手寶貴材料,為讀者講述了一個安徽農村改革發端期的故事。

  長期以來,有關中國農村改革的結構性因素、動力機制、各層級之間的關系和張力等始終存在諸多不同的看法和爭論:國家與農民誰是農村改革的真正推動者?分田到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究竟是底層農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各級領導者抑或頂層的設計?市場經濟到底姓資還是也可以姓社?一個社會主義的農業大國之轉型,無疑是一個錯綜復雜充滿變數和偶然性的艱難歷程。如果沒有結構-過程互構的視角,沒有理論與實踐并重的探索,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研究是難以回答上述問題的。

  李潔博士的研究通過對中國農村改革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安徽省農村改革實踐的分析,試圖回答這樣一個關乎中國市場轉型的源流問題:農村改革何以發生?如何發生?研究再現了集體化末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復雜面相與農村改革初期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過程,力圖恢復“歷史”本身的多重面貌,致力于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并從中洞悉文明運作的邏輯。從她的論述中讀者可以獲知,中國農村改革并非簡單的國家巨手推動抑或農民自下而上地發起,事實上,在各種權力關系與歷史話語框架互相嵌套與掣肘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推進整個改革進程。在某些情境下,國家與農民甚至需要借助對方的話語和邏輯,以實現政策層面的靈活變通與國家統一治理的協同與自洽。

  本書的出版會進一步豐富我們對中國鄉村社會權力運作邏輯和中國農村改革深層結構的理解,其意義不僅在于認識歷史,也有助于理解現實并尋求農村發展的路徑。

  當年改革初期的鄉村變遷與今日農村的社會結構狀態及農民的出路有著內在的關聯。改革開放是舊體制走到盡頭、不得不進行變革的行動;時至今日變革的腳步仍在行進之中。換句話說,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村的出路何在?一直是困擾我們的難題;農村社會的轉型步履維艱,仍是橫亙于人們心頭的思慮。不知起自何時,懷有鄉愁,記住鄉愁,成為已經城市化的人們的一種情懷,然而,思念寄于何鄉何土卻已然成了問題與困惑。在中國語境下,所謂鄉愁,既有人們對故土田園生活方式的懷念,更有對農民困境和鄉村凋敝的擔憂。

  在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人們一邊驚異于城市面積和人口的急劇擴張,一邊又感嘆著鄉村精英的流失和鄉村社會的凋敝,悲哀著鄉愁無所寄托,并時常將其歸因為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農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問題越來越突顯,且似乎的確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一點并用結構性視角去看待分析這些問題,就無法回避這樣的思考:今日鄉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殺率上升、兒童認知能力偏低 [1]、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僅僅是由于人口流動、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嗎?

  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通常是一個“農民終結”的趨勢?!稗r民的終結”曾經是一個法國及西方國家的命題,而今天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命題。我們不妨先看一下《農民的終結》的作者是在什么意義上講“終結”的。他所說的終結并非指農村消失了,農業不存在了或居住在鄉村的人不存在了。其書再版時(1984年)法國正在經歷作者所言的“鄉村社會的驚人復興”,其表現為:(1)農業人口的外流仍在繼續,同時鄉村人口的外流卻放緩了。1975年以后流動方向發生逆轉,有些鄉村地區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農業勞動者在鄉村社會中成為少數,工人、第三產業人員經常占大多數。(3)家庭與經營分離,從事多種就業活動的家庭經營成倍地增加。(4)通訊和交通網絡進入鄉村系統。(5)鄉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他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70年代完成的)?!胺▏鐣倪@個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它國家中都看不到:鄉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別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從城里溜走,仿佛只有這一點才賦予生活一種意義”。傳統意義上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當前在農村中從事家庭經營的是以營利和參與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的農業勞動者,這種家庭經營體從本質上說已屬于一種“企業”,但較工業企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的運行機制。永恒的“農民精神”在我們眼前死去了,同時滅亡的還有家族制和家長制。這是工業社會征服傳統文明的最后一塊地盤。于是“鄉下人”——成為化石般的存在物。[2]

  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是農村趨于凋敝,而農民卻并未“終結”。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嚴峻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表述。其一是城市化制約:長久以來制度安排形成的結構性屏障限制了城市化的正常進程,農民作為國民人口的大多數、糧食商品率穩定在35%以下,是持續已久的現實。直到2011年底,中國城鎮人口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51.27%。而農民進入大城市的制度瓶頸依然存在,并且已經城鎮化的農民在就業、生計、保障和后代可持續發展方面也依然存在困境。已故的三農問題專家陸學藝先生曾經批評到:“城市在擴張過程中需要綠化美化,在農村看到一棵大樹很漂亮就要搬到城里去;連大樹都城市化了,卻不讓農民城市化?!?/p>

  其二是農民工困境:與城市化問題相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形成的農民工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以解決。相關統計數字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395億,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這支流動大軍的主體。[3] 我們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例,所謂“新生代”并非僅僅是年齡或代際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世界工廠”時代的勞工群體。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范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關系。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不愿認命,有著更強烈的表達利益訴求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們所面臨的似乎無解的現實卻是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難以化解的矛盾表現為新生代與舊體制之間的沖突:“舊體制”是指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并延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養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們所在鄉村地區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鎮和工廠只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熬S持”的成本。[4] 這種特色體制造成并維持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與之相伴的留守兒童、老人、女性的悲劇和每年“春運”的獨特景觀。

  上述困境讓人無法不思考的問題是: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誰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政府主導的城鄉一體化格局如何實現?顯而易見,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只要勞力不要農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人們常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為農民、農村和農業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大最難的問題;人們也常說,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并非同義反復地強調,而是說所謂“三農”問題僅僅從農村和農業范圍著手是無從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須在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制度中去思考和解決。

  從農民的概念出發,我們很容易理解,中國農民從來不是作為Farmer存在的,他們不是農業經營者或農業企業家,而是作為peasant 的小農,他們從事的只是家戶經濟。農民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區別根本上不是從業的、職業的區別,而是社會身份、地位的差別。在中國語境下,無論將農民放在社會分層的什么位置上——工人階級最親密的同盟軍也好,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也罷,中國農民都不是勞動分工意義上的類別,而是社會身份和地位上的類別。

  從中國農民的結構位置看,農民在歷史上一直處于被剝奪的位置,在特定時期甚至被剝奪殆盡。長久以來,他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其二等國民的待遇勿庸諱言。農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對象——勞動力、農產品、稅費、資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遠被利用、被開采、被索取,沒有投入,沒有休養生息,只會越來越貧瘠。不難看出,農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緣起于市場化改革后的勞動力流動,農民作為弱勢人群的種子早已埋下:傳統的消失,宗族的解體,信仰的缺失,地方社會之不存,這些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經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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